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作为第一科考试的语文，一向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作为曾经中文系的学生，我一直关注高考语文的考试，不免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产生一些思考。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里说过一句话：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它是使人作为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的学问。一门学科的意义，是给与生命独特的底色。

仅靠做题就能答好语文试卷吗？

我是一名八十年代初的中学生。在中学时，语文给我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确立了一种格局。

老作家齐邦媛先生在《巨流河》里讲到：当年南开是被日本的飞机最早轰炸的，后来南开又在重庆重建。无论在天津还是在重庆，张伯伦校长一直跟学生们说同一句话，叫做“中国不亡有我”。

不要小看这句话，这就是天下兴亡跟匹夫之间的关联，能不能在一片焦土的空间，在校舍尚不能建的时候，有一种精神气概在。

在今天，做一个主流的学生，仍然是我在中学时学到的最珍贵的精神气质。那应该是一种“山河大地，舍我其谁”的气概，是一种对于国家和历史的审慎的态度。

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语文，特别是中学语文的意义是什么。仅仅是像今天我们所说的，做对几道题吗？

我的备考时代

语文，是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它是认知母体最直接的渠道，是带着体温的，带着感动的，带着泪水和悲伤的，它是每一个细胞，每一根发丝都在颤动的一种状态。

八十年代高考的录取比例，在3.5%，竞争应该比今天要激烈得多。我清楚地记得高考的前半个月，我们还在新农村韩村河的大地上溜达着写诗，语文老师还带着我们这些城里的孩子看看乡村的田野。

1982年的那个夏天，我在北京四中一个拥挤的教室里看世界杯。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爱上了世界杯的。

中学应该给一个学生带来什么？就是在有激情的时候，不错失激情。不管你是爱民族，爱人，爱体育，爱艺术，爱各种的乐趣，都可以。中学教育，应该告诉学生，人生没有统一的标准，人生贵在和而不同，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颜色和香气。

所有的生命不会开出同一种花，但所有的生命都会开花，大花小花都是花，灌木乔木都能绽放，去做自己，去做一个蓬勃向上的人，这是我在高考备考前获得的最大收获。它告诉我，每一个人的底色都是美好的。

中国“大语文”的意义

语文是什么呢？它不仅仅是语言的一种传承。而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一种观念和生活方式。

今天城里的孩子怎么样去认知农耕文明呢？我们现在说这个孩子挺精细，那个孩子挺粗糙，你发现了吗？“粗”、“糙”、“精”都是“米”字旁，因为这些都是在加工米的时候会出现的层次等级。有些孩子人格发展不平衡，走得很畸形。

为什么从田头到畸形的“畸”都是“田”呢？因为那些方方正正的叫田，叫畴，那个边边角角在田以外零散的地就叫畸形，所以，畸形的“畸”最早是从划分土地而来。汉字告诉我们如何去触摸历史。

什么才是中国的大语文？大语文并不单纯是读几篇文章，而是中国人养成的一种对文字的认知。这里面包含着很多诗意的成分。诗意原来是中国百姓的日常，随处可见，随时可感。比如描写冬天的景象：黄狗踏雪，点点梅花落地。乌鸦踩泥，片片竹叶朝天。这是表达方式，雪地上好多小黄狗，落了一只乌鸦，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觉得那不是诗意，我们真的把诗意全都扔掉了。

让语文走出试题，成为生命的底色

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年，梁启超先生当年随着老师公车上书时只有21岁，戊戌变法那一年他也才24岁。而在他随着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前，就已经有一种担当天下的气概了。

梁启超去武昌拜见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张之洞已经名震天下了。老人家一看哪里来一个小孩子，就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便问他，“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梁启超不卑不亢，充满恭敬地回答，“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先，岂敢在后。”三教儒释道，三才天地人，我不过是一介儒生，面对天下，我不敢在人先，但是我又岂敢在时代之后呢？——这原来是中国人见面的方式。

比起五千年的大文明，一百二十年大概不算长，但是我们的话语方式却产生了很大变化。过去中国人出门，妈妈给捎了一点东西，都会说，家慈托我捎一点东西。现在常说，我们家老太太让我给你捎点东西。现在有孩子问老人家，爷爷你几岁了？过去好像要请教老人家“春秋几何”。我们现在连表达好意都不会了，更不要说中国人原来那样的方式。

所以，语文是什么？语文是带在言语和笔尖下的乡土，语文是所有观念由来的血脉。语文不仅仅是一门功课，它是让所有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那片乡土，那片血脉。

语文是一门全科教育，语文是一种家教，语文是社会约定俗成的默契。中国人风清气朗，说话有自己的典雅，有自己的尊敬。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在气定神闲中把中国的语文气派体现在仪容和举止之中呢？所以，让我们共同为中国语文努力，让语文走出课本，走出试题，让语文成为乡土，成为中国人生命的底色，让中国语文成就未来更多的中国人。

(原创： 于丹)